译 稿 | 罗素·柯克：天平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天平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译者：赵昭和、Set、二十梢；校对：赵昭和

“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词对严肃思考政治的人来说是令人作呕的。哈耶克博士和您（指哈耶克，译者注）的仆人时常避而远之，声明他们拒绝被贴上如此标签。任何受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思想影响很大的人——包括哈耶克教授和笔者在内——都坚决地反对意识形态；自由意志主义是一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其为被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称作“可怕的简化者”的各种人所津津乐道。

尽管如此，我仍有一些忠言要讲予当今美国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们。稍后我将详述他们的恶习。诸位若不介意的话，我将对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们提出三点意见，这或许将温暖他们叛逆的心灵（事实上这个用法“ rebellious hearts”不是柯克生造出来的语词，它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一般用来形容近代欧洲政治革命中的革命小将们，譬如Craciun, Adriana Lokke, Kari等人合著的著名的研究法国大革命中女性参与的文集就叫这个名字——Rebellious Hearts：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因而我们会发现柯克这样称呼自由意志主义者们实在是非常的有恶意，译者注）。

首先，许多接受“自由意志主义者”标签的先生小姐们，事实上根本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不过是以另一个名字来称呼的保守主义者。这些人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察觉到了“有秩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是伯克在《法国大革命回忆录》中提出的概念，其认为：我所指的自由是与秩序联系起来的自由，自由不仅与秩序和美德并存，而且没有后两者就没有自由。柯克非常看重这个概念，将其视为美国秩序的重要根基，译者注）”受到的严重威胁；当然，他们完全正确。他们希望通过借用这个源自自由的20世纪字眼来强调自己对人身和公民自由的依恋。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争论可言——除了如此称呼自己，（因为）他们似乎在容忍一群政治幻想家——“他们哭喊叫嚷的是自由，要的却是放纵（license they mean, when they cry liberty）”。（语出弥尔顿，在这里意思是那些主张“自由”的人不会使用那些高尚的政治术语，而是凭借他们的意趣为所欲为。）

因为如果一个人相信一种持久的道德秩序、美国宪法、（以及它们所）确立的美国生活方式和自由的经济，那么他实际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即使他在对一般的政治原则的不完善理解下工作，这样的美国人对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而言就像自由联盟主义者（the Liberal Unionists，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自由主义政党分裂的产物，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之为“The new name chosen by those Liberals who refused to back Home Rule.”，译者注）对英国的保守党（的作用）——即亲密的实践盟友。如此这般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通常是旧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智性后裔。他们与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们有着反对民主专制（democratic despotism，其意指卢梭、罗伯斯庇尔式的人民主权制，译者注）和经济集体主义的威胁的共识。

其次，自由意志主义者——无论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那些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都试图对虚荣自负的外交政策施加一些限制。他们认为美国不应当在世界各地驻军，当然笔者也这么想。在某些方面，其中较温和的人对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先生所倡导的外交政策的有所理解。（罗伯特·塔夫脱，美国著名政治家，美国共和党领袖，倡导孤立主义外交，译者注）然而，其中的其他人似乎是在贸易协议可以驱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幻想下开展他们的工作——此类观念实属愚顽。我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一点：我将在关于新保守主义的秋季演讲中再次讨论这一问题，他们在外交政策中倾向于相反的极端。现在让我宣布，就自由意志主义者反对美国统治世界的政策而言，此已经完全足够作为我与他们一道的原因。而当他们忘记了如今的美国政府时，我与他们的分道扬镳，以两个世纪前的伯克的话说就不仅仅是在（与一个）国家之敌作对，而是“打击武装主义（combating an armed doctrine）”。

第三，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信奉人道的尺度：他们激烈地反对我的老朋友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epke）所说的“巨大的崇拜（the cult of the colossal）”。（其来自于罗普克在The Social Crisis of Our Time 中所写的同名文章，我们可以试着引用一段来诠释这个概念：“The cult of the colossal means kowtowing before the merely “big”–which is thus adequately legitimized as the better and more valuable–it means contempt for what is outwardly small but inwardly great, it is the cult of power and unity, the predilection for the superlative in all spheres of cultural life, yes, even in language.”在这里柯克的意思是那些自由意志主义则们有巨大的崇拜但是拒不承认罗普克对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译者注）他们承担起自力更生的个人事业、自愿结社与个人成就的公正回报等种种。他们知道集权政治的危险。在这个时代，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了——不，应该说是急切地——渴望以自己的独立换取“应享权利”，自由意志主义者敦促我们勇敢地站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意志主义比比皆是的宣传确实触及了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苦难，特别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和实行平等主义来镇压充满朝气与抱负之人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出版物已在波兰广泛流传——显然，共产主义政府没有采取协同性的努力来阻止其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怀疑，某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组织对苏西友好关系的渴望导致了东方肮脏的寡头政治的一些宽容）因理性的缘故，在二十世纪末之际，许多人对人类的状况感到不满；在这些不满之人中，许多更富才智的人寻求某种看似合乎逻辑的选择来代替现在的统治和权力；其中的一部分——在阿杜兰山洞中到达味那里去的人（the sort of people who went out to David in the Cave of Adullam，这是《撒母耳记》中的一个故事，思高本圣经云达味为了躲避追捕而：“离开，逃到了阿杜蓝山洞；他的兄弟和父亲全家听说这事，都来到他。凡受迫害、负债。心中忧苦的人，都投奔到他，他便成了他们的首领；此时随从他的约有四百人。”追随达味的人，讽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彷徨、苦闷无依，译者注）——发现了自由意志主义的教条，并至少暂时地成为狂热者，为了这被称作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姑且这么说：对自由意志主义口号的最初的兴趣经常导致年轻人们来到保守主义的阵营。几年前，与我在学术上关系密切或成为我助手的人中，有不少人被安·兰德（Ayn Rand，俄裔美国公共知识分子，客观主义哲学流派创始人，自由意志主义者，译者注）或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自由意志主义者，译者注）的论点所吸引。但是，随着他们的阅读越来越广泛，他们开始意识到各种自由意志主义派系的不足和荒谬；当他们开始认真关注我们目前的政治困难时，他们看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提议是多么不切实际。因此，他们找到了通往保守的现实主义（conservative realism）的道路，这宣告政治是可能的技艺（the art of the possible）。因此，如果换一个比较友好的方式来说，自由意志主义常常能够充当对年轻保守主义者的招生办，即便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意支持对习俗、惯例和处方政治（politics of prescription，即对历史先例的借鉴，译者注）的信念。

好了，我已试图使自由意志主义者得到应有的待遇。现在让我谈谈他们的多方而严重的缺陷。

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是任何真正意义的政治术语上的保守主义者。更坦率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不希望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相反，他们是激进的教条主义者，他们鄙视我们先祖的遗产。

他们激赏于潘恩（Paine，英裔美国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伯克的论敌，译者注）的激进主义，甚至为那些17世纪的激进分子，譬如那些将推翻所有土地边界、毁灭教会与国家制度的平均派（英国革命时期的一个激进团体，译者注）和掘土派（英国革命时期的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团体，译者注）欢呼鼓舞。自由意志主义者集团之间在某些方面各有其所不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热情。但人们可以笼统地称呼他们为穿着布尔乔亚服饰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的传统制度中，他们只会保留私有财产。他们寻求一种在任何文明、甚至野人与蛮族中也未曾存在过的抽象的自由。他们将消灭政府，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赞同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观念。（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述，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即在人类的未来，国家将变得根本不重要。）

这种对自由的原始理解的问题在于，其在20世纪的美国根本不可能奏效。美利坚合众国以及美国的工商业体系要求任何文明所能了解的最高程度的合作。我们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相互协作——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对我们的欲望与血气的约束。当然，我们需要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我们的宪法做到了——哪怕它不是那么完美的，也至少比任何其他宪法都更有效。

美国宪法显然不是在实行自由意志主义。它是由一群追求“更完美的结合”的高贵勋烈所制定的。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1786年至1787年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怀有道德性的恐惧（wholesome dread），在马萨诸塞州跟随丹尼尔·谢伊斯（Daniel Shays，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官，在独立战争之后组织了“谢伊斯叛乱”，译者注）的马赛诸萨州叛乱分子就是代表。宪法规定的是更高层次的秩序和繁荣，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滑稽的是，（我们）发现一些年长的绅士和女士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组织的资金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些组织正在帮助合众国恢复其早期的有德性的自由。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保护，美国的大规模工商业将无法生存一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写道：“以无限的自由开始，就是以无限的专制结束。”所有人享有持久自由的最大敌人可能是某些不断地要求自己更多的自由的人。一个国家的经济或者其他事务都是如此。美国的经济成功基于道德习惯，社会风俗和信念，悠久的历史经验以及常识性的政治理解的古老基础；我们的自由企业结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当时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论敌，对财产和生产的保守理解。但我们的自由企业结构完全不归功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毁灭了欧洲的毁灭性自由概念，也就是归因于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我们的20世纪自由意志主义者是卢梭的人性观念与政治学说的门徒。我已经足够明显的区分了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吧？在这里，我一直在试图划定界限，而不是反驳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论点。我稍后将转向后一项任务。

但是，在我尝试做这项工作之前，让我用一些比喻来说明我的论述。

1998年的风流才子代表们以一些古怪的兴趣为乐—在私生活与政治上。它是那将导致社会崩溃的自由或者特许。自由意志主义和放荡主义几乎结盟。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坚定保守派詹姆斯·菲茨杰姆斯·斯蒂芬（Stephen Fitzjames Stephen）教导我们的那样：“怪癖往往是软弱的标志，而不是力量的标志。”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说，真正的天才不是古怪的人，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怪癖，实现绝对个人自由的梦想是那些从象牙之门之间发出的愿景之一；他们对社会施加的混乱已经表现在他们风流韵事的道德混乱中。在座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几年前《国家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的文章，作者是刻薄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欧内斯特·范·登·哈格博士，他指出，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当中，同性恋者的比例异常之高。政治如果同私人生活一样，那么他们的本性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所有习俗和惯例的敌人都在外在的黑暗中终结了，在那里，人们会哀哭切齿。最终从宗教，国家，道德和实在法以及社会责任中解放出来的是彻底的湮灭：从致命破坏而来的自由。当对抽象自由的痴迷克服了个人和公共秩序时—那么，按照艾略特的观点，我们将是—

... whirled  ...旋转着

Beyond the circuit of the shuddering Bear 飞到颤抖的大熊星座之外

In fractured atoms. 变成了碎裂的原子。

（出自艾略特《枯叟》，中文翻译来自裘小龙译本，译者注）

这就是我的寓言的主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切斯特顿的寓言，因为我现在将给你们讲述的是切斯特顿的小说《黄鸟》的概要，虽然出版于1929年，但很少有人读过。切斯特顿明白我们必须接受这因我们而被创造的宇宙。

在切斯特顿的故事中，一个古老的英国乡间别墅迎来了一位客人，俄罗斯学者伊万霍夫（Ivanhov）教授，他出版了备受赞誉的《自由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Liberty）。他是解放、冲破、消除一切限制的狂热者—简而言之，是一个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伊万霍夫，在古老的英国屋檐庇护下，不仅享受着所有的英国式自由，还享有来宾的特权，因此着手实行他的自由意志主义学说。他开始自己的解放事业，将金丝雀从笼中释放出来。一旦从窗户出来，金丝雀就会立即被森林里的一只食肉鸟撕成碎片。第二天，伊万霍夫砸碎了主人的鱼缸，解放了主人的金鱼。第三天，伊万霍夫决心不再忍受于封闭与大地的天空拱起的“圆形监狱”的牢狱中，最后，他炸毁了他自己和他住过的美丽老宅。

“自由究竟是什么？”这些自由意志主义事态的旁观者——切斯特顿的代言者加布里埃尔·盖尔（Gabriel Gale）问道。“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使事物成为自身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只金丝雀是在笼子里是自由的，独处是自由的，歌颂是自由的。在森林里，它的羽毛会被撕成碎片，它的声音会永远窒息。于是我开始思考，作为自由的自我，是自身的局限。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限制了我们；如果我们爆发，我们将不是自己，也许可以成为任何东西。”

俄国心理学家不能忍受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他必须消除所有限制；他无法忍受那包罗万象的天空的“圆形监狱”。但是他的替代选择是毁灭他自己及其住处。而且他接受了这种选择。他不再是任何事物，只剩下破碎的原子。这是虔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最终自由。如果美国社会接受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合众国可能以分裂的原子告终，而与俄罗斯人一道走向终结（with a Russian touch to the finale）。

尽管如此，相对而言，对于正在解体的伊万霍夫教授来说还是有话要说。关于我在早些时候的一次遗产演讲中发表过一些言论，乔治亚州的批评家和小说家马里昂·蒙哥马利（Marion Montgomery）曾写信给我说：“自由意志主义者令我胆寒。我比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更喜欢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至少有一种极度紊乱的道德敏感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情感）。在后者当中，有一种颓废的狂热，这使它们成为保守主义无法忍受的十字架。”

正是如此！这个十年中的自由意志主义代表们毫无幽默感、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缺乏教育、迟钝不堪。相比之下至少老套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大胆、活泼、并且知道他自己是男是女（which sex he belonged to）。

在这里，我所谴责的，并不是那些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好心的老先生;亦非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由于误解而把自己的名字借给“自由意志主义”出版物，并把自己的支票账户开给“自由意志主义”的出版物、事业与浪费之人。相反，我是在揭露那些狭隘的教条主义者或趾高气扬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自命不凡，他们把自己禁锢在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种意识形态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狭隘和虚伪——如果没有那种错觉那么有说服力的话。

为什么这些教条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除了少数例外，都是些给马里恩·蒙哥马利这样的健全人带来惊恐的古怪的人?为什么真正的保守派对与他们的亲密关系感到厌恶?除了权宜之计外，为什么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的联盟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为什么这样的“联邦条例”（指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联合，译者注）会使保守主义者近年来取得的一切成果付诸东流呢?

对于这些问题，我给你一个直率的回答。自由意志论者被拒斥，因为他们是形而上学的疯子、政治上的精神病人。我并不是说它们是危险的：相反，他们仅仅是令人厌恶的。他们难以危害我们的国家与的文明，因为他们势单力薄，而且似乎会越来越薄弱。[当然，这里我指的是美国本土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不是那些政治派别，其中包括意大利的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他们把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更大胆的程度。]美国的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受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影响的危险;或者一个小小自由党的候选人当选为任何有意义的公职（的危险）:在本世纪末，金银二本位制、单一税或者禁酒令都比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计划更有可行性。（这些都是美国已经废除并且不太可能重新恢复的政策，柯克在此处说它们更有可行性意在讽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计划异想天开，译者注）但即便是一个无害的政治狂人，大家也不会选择做他的伙伴。

当我说今天的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是形而上学的疯子，因而令人作呕时，我意孰为？自由意志主义的教条被如此频繁地驳倒，既被辩证地驳倒，也被经验的沉重打击驳倒，所以在这里重述整个愚蠢的故事将是一件乏味的工作。我仅向你们提供自由意志主义作为一种可信的道德和政治信仰模式的几个比较明显的缺憾。这种与保守主义对人类处境理解的差异，使得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任何联合都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正如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提醒我们的那样，现代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一边是极权主义者，另一边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相反，而是在于一边是所有信仰超验的道德秩序的人，一边是所有将朝生暮死的个体错误地当成一切存在与目的的终极的人（原文为be -all and end-all，典出莎士比亚《麦克白》，在考虑杀死苏格兰国王邓肯，走向无法挽回的罪恶之路之前，他如是说，译者注）。在山羊亦或羔羊的判断中，自由意志主义者必然被与山羊归为一类（即魔鬼，译者注）——作为功利主义者，他们不承认对行为有超验的制裁。实际上，他们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皈依者;因而，保守主义者便从他们的首要原则那里撤离了。

第二，在任何一个可以容忍的社会里，秩序是第一要务。而自由和正义，只可能在秩序得到合理保证之后才能建立。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却赋予抽象自由以至高无上性。保守主义者们知道“自由属于理智的对象”，他们知道自由只能在社会秩序的架构内找到，比如美国的宪法秩序。而自由意志主义者以牺牲秩序为代价，崇尚一种绝对的和无法定义的“自由”，实则危害了他们所推崇的自由。

第三，在是什么维持公民社会的完整性的问题上，保守主义者不同意自由意志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就其承认任何纽带关系而言——社会的联系就是自利，而这与挥霍美钞紧挨在一起。但是保守主义者会认为，社会是一个容纳了亡者，生者和尚未出生的人的灵魂的共同体，它通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友爱（friendship）”和基督徒们所说的“对邻人的爱（love of neighbor）”而凝聚在一起。

第四，自由意志主义者（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通常相信人性是好的和善的，尽管受到了特定社会制度的伤害。相反，保守主义者主张“因为亚当的堕落，我们都是罪人（in Adam’s fall we sinned all）”：人性虽然既有善也有恶，但绝无可能臻于至善。由此社会的至善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的邪恶包括暴力、欺诈和对权力的渴求。自由意志主义者追求着这条虚幻之路，他走向了个人主义的乌托邦——而保守主义者知道，这是一条通往阿维纳斯（ἄορνος）的道路。（阿维那斯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停止活动的火山口，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里认为这里是地狱的入口，译者注）

第五，自由意志主义者声称国家是最大的压迫者。但是保守主义者发现国家是属本性之物，而且对于人性的实现和文明的发展是必要的；它不能被废除,除非人类本身被抹去;它是为我们的生存而命定的。柏克曾说:“上帝赋予了我们一个亟待德性与意志去完善的本性，这种德性与意志亦然是完善的手段。因此他意愿国家——以将人与所有完美的来源和原型联系起来。”没有国家，人类将陷入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之中——这是奥斯定说的，这可比霍布斯早了几个世纪。自由意志主义者混淆国家和政府，事实上，政府只是国家暂时的工具。但是政府——如柏克所说——“是人类智慧为求满足人类欲求的发明。”而欲求中最重要的则是“对激情的充分克制。社会不仅要求个人的激情应该服从，而更应该在大众和身体之中，尤其是在个人之中，社会应当经常克制人们的倾向，让他们意志可以自控，并使他们的激情得到驯服。当然，这一切只能通过他们自己才能实现，而不是像行使职责那样的束缚意愿和激情，这是一种办公室式的压制和控制”简而言之，约束是政府的主要功能；尽管这是保守主义的信条，但这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诅咒。

第六，自由意志主义者幻想这个世界是实现自我的一个台阶，这个自我充满了欲望和自我确认的激情。但是保守主义者发现自己身处于神秘和奇迹的领地，这里要求责任、纪律和奉献——回报则是传递所有理解的爱。保守派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不虔诚的，这是在“罗马式虔敬”（指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所云，译者注）的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尊重古老的信仰和习俗，自然的世界，对祖国的热爱。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爱的贫瘠国度，一个“圆形监狱”（即边沁监狱，其中的犯人无法发现自己是否被监控着，译者注）。这位自由意志主义者说：“惟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I am, and there is none besides me，语出依撒依亚先知书，思高本全文为“你自恃於恶说：‘没有人看见我!’那是你的聪明和知识迷惑了你，叫你心中妄想：‘只有我而没有别人。’”，但是这里采用的为和合本的翻译，因为译者认为这更贴近原意，译者注）。保守派则用马克·奥勒留的话回应道:“我们就像手和脚一样，生来就是为了合作。”

这些是深刻性的差异；还有其他的。即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难道他们就不能达成一个消极性的共识吗？这即是说，难道他们不能在反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全能国家方面达成共识吗？保守主义的观点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持和平的状态:既通过击退外国敌人，也通过在国内主持正义。

当政府的目标远远超出这些时，政府往往会陷入困境，因为政府并不适合管理人的全部生活。的确，到目前为止，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有一些共同点。但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如此轻率而匆忙便从福利国家走向相反的极端，即剥夺政府进行共同国防、管控不公正行为和约束充满激情的人的有效权力，或者鼓吹实际上剥夺政府对许多非常重要的公共福利部门的有效权力。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这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保守主义者们注意到了埃德蒙•伯克关于激进改革者的告诫:“思想放纵的人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他们的激情恰恰铸就了他们的枷锁。”

从本性的角度来看，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能缔结任何友好条约。当然，逆境有时会让人离奇地成为一伙人（暗讽冷战里斯大林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建起的联盟，译者注），但保守主义目前的成功让他们不愿像羔羊一样，与自由意志主义的雄狮躺在一起。（这是一个看似恭维的讽刺，其典故出自伯多禄前书，云“你们要节制，要醒寤，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食的人。”译者注）

到这个时候，我可能已经可以足够清楚地说明，我不是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恕我冒昧，如果真正的美国保守主义可以对自由意志主义产生正确的理解，他们会发现这种思想对我们如同共产主义一样陌生。这个国家典型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存在一种持久的道德秩序。他们知道秩序、正义和自由是是一个为期漫长而且过程痛苦的社会的经验性产物，因此必须保护它们不受抽象的激进攻击。他捍卫风俗、习惯和久经考验、运转良好的制度。他说，政治的伟大美德是审慎:以其长期后果来判断任何公共措施。他对任何一种会以单一抽象原则统治我们的意识形态都持怀疑态度，不管这个原则是“平等”、“自由”、“社会正义”还是“伟大的国家”。他认识到人性和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政治仍然是可能性的艺术。当然，他坚持私有财产和自由经济企业;但是，他也认识到，为了健康经济的生存，压制暴力和欺诈的正派政府是必要的。

如果问那些脱离实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这样一种普遍自私的意识形态中向我们提供了什么，那么便是，在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勇敢地投身公共事业、能够为共同利益做出牺牲的人们。当这个国家受到来自国外可怕的对手的威胁，并且在国内发生了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便会因此衰弱。在每座城市都有新的性病肆虐，并有可能发展成为毁灭性的瘟疫的时候，他们却肯定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在宽阔的淫欲的海岸漫步。他们会把我们的圣经变成一本愚蠢的、充满敌意的书，书名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Looking Out for Number One)。

美国公众正确的反对这种荒诞不经的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然而，自由意志主义是美国特有的政治愚蠢:西欧没有一个国家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派别的困扰，幸存的欧洲自由意志主义党派从来没有把他们对抽象自由的热诚进行如此过度的延伸;也许他们还记得罗兰夫人走向断头台时的那句惊呼:“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让我们虔诚地祈祷，美国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能够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政治侵权这类轻罪里。